明代中期文学家、军事家徐文长在其著作《徐文长逸稿》中感慨道：“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，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。然祠孔子者，止郡县而巳，而侯则居九州之广，上自都城，下至墟落，虽烟火数家，亦靡...
明代中期文学家、军事家徐文长在其著作《徐文长逸稿》中感慨道：“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，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。然祠孔子者，止郡县而巳，而侯则居九州之广，上自都城，下至墟落，虽烟火数家，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。球马弓刀，穷其力之所办，而其醵也。虽妇女儿童，犹欢欣踊跃，惟恐或后。以比于事孔子者，殆若过之，噫亦盛矣。”
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，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最杰出最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。自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孔子”，二千年来中国文化思想无不以孔子儒学中华文化主流。历代帝王尊孔子为“至圣先师”、“万世师表”，建修文庙，唐以后科举考试，孔子经书为必考教材；科考中榜者，学而优则仕，任命为官吏，光宗耀祖，光大门楣。
就其影响力而言，中华文化五千年，贤者如云，智者如海，无人能出孔子之右。只有关帝，不仅宋元开始，中华文化大系统已经形成“文拜孔子，武拜关公”的传统文化格局，明清时期关帝更被朝廷尊奉为“武圣”，与“文圣孔子”并立；祭祀关帝的庙宇也被尊为“武庙”，祭祀规格升为“中祀”，享有与孔子同等的祭祀礼遇，关帝庙分布的广度、数量，也远超文庙及其他祠堂庙宇。
关帝为何能与孔子之道并行天下？简要来说，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一、关帝志兴汉室体现孔子作《春秋》的思想意图
湖北省汉口山陕会馆《汉关夫子春秋楼碑记》云：“考《春秋》系鲁史，东周以还，王纲欲坠，我孔子惧万世君臣之大义不明，不得已而以宗鲁者尊周，托《春秋》以见志，此‘春秋’之所以有其书也。若汉自灵、献守府，无异东迁，而当时汉统在蜀，我关夫子欲以存蜀者存汉，志《春秋》之志。此‘春秋’之所以有其人也。”
《春秋》一书，是孔子立君臣之分，建纲常伦理，明是非曲直，辨善恶忠奸，正国家及社会风气的儒家思想纲目及教材。孔子生活的东周时期，礼崩乐坏，社会动荡，战争频繁，僭越叛逆成为常态，所以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明是非，辨善恶，正名分，以宗鲁者尊周，使“乱臣贼子惧”。而关帝生活的东汉末年，汉室微弱，诸侯并起，挟天子以令天下，诸侯混战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，社会秩序受到极大破坏。关帝幼读春秋，因此立下宏愿，志兴汉室，追随刘备，忠心耿耿，欲以存蜀者存汉，以身体力行传承着孔子的《春秋》之志。
二、关帝夜读春秋成为践行孔子之道的形象代表
《春秋》是孔子之道的思想核心。孔子作《春秋》时融入儒家的道德标准，即后世流传的“春秋微言大义”，用以褒善贬恶，拨乱反正。
关帝是践行儒家《春秋》思想的形象代言人和道德典范。关帝夜读春秋，深明《春秋》义理的儒雅形象，在中国人心中广泛流传、根深蒂固。《三国演义》有首诗称颂关帝：“汉末才无敌，云长独出群。神威能奋武，儒雅更知文。天日心如境，春秋义薄云。昭然垂万古，不止冠三分。”
清代名将年羹尧之父、湖广巡抚年遐龄云：“自孟子而下读《春秋》者不乏人，而能于《春秋》大义见诸行事之实者，唯（关）侯一人而已。”
雍正三年朝廷颁令，追封关帝祖辈三代公爵，敕封关帝“山西关夫子”，与文圣孔夫子并尊。蒲州知州龚廷飏题联云：“作者春秋述者春秋，立人伦之至，涑水与洙泗共远；山东夫子山西夫子，瞻圣者之居，条峰并泰岳同高。”体现了官方对关帝圣人地位的认可和崇敬。
三、关帝对孔子之道普适民众具有重要意义
台湾日月潭文武庙有一联：“大道久弥新，奚必伤麟叹凤，即今仰德怀仁，又见海疆崇圣学；典型垂万古，足令慕义效忠，但愿同心继武，莫将成败论英雄。”
大道是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理想。鲁哀公十四年，西狩获麟，孔子说：“吾道穷矣。”从此绝笔《春秋》。关帝读《春秋》，奋起行伍，以忠义无双的优秀品格成为世人争相效仿的道德典范，使儒家思想普适民众，大放光明。孔颖达云，“继武者，谓两足迹相接继也。”文武二圣，同心继武，将圣贤之道发扬光大，成为中华文化薪火传承，大道弥新的文化主流脉络。
关帝的优秀品格来源于儒家思想的熏陶，关帝精神即是儒家思想进行道德实践和普施教化的完美验证。关帝，与孔子之道并行天下，成为华人社会世世代代精神信仰的中心，受到社会各界的共同敬仰和尊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