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帝崇拜在中国民间信仰中，民众基础最为广泛、信仰阶层也最为多元。 一千多年来，关帝崇拜不仅受到宋元明清历代王朝的极力褒奖和推崇，也得到了儒释道教高僧大德的积极响应，为关帝崇拜在民间社会的...
关帝崇拜在中国民间信仰中，民众基础最为广泛、信仰阶层也最为多元。
一千多年来，关帝崇拜不仅受到宋元明清历代王朝的极力褒奖和推崇，也得到了儒释道教高僧大德的积极响应，为关帝崇拜在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
南宋淳熙十四年，时任荆门军的知州王铢“谓（关）王之有功于民也，前列其状于部使者，上之朝廷以求加封”，希望朝廷加封关公“英济王”的封号。
“英济王”的封号意味着关帝在此时的地位已经上升到了“救济天下”的高度。“英”即英雄，“济”即济世。称颂关帝不仅忠义千秋，盖世英雄，而且菩萨心肠，普济黎民，慈悲济世。
南宋孝宗皇帝顺天应人，在其回复的敕文中称：“（关王）名著史册，功存生民，一方所依，千载如在。爰启王封，仍加美号，岂特显尔神威德之盛，亦以慰此邦父老之情。尚祈灵助，服我休显，可特封壮繆义勇武安英济王，奉敕如若牒行”。
关帝普济黎民的灵验事迹，护国保民的神圣功德，得到朝廷确认和褒封，民间崇拜关帝的热潮也得以更加兴盛。人们崇拜关帝，崇拜关帝威震华夏、神勇无敌的英雄形象，崇拜关帝忠义参天、信义卓著的高尚人格，崇拜关帝护国佑民、有求必应的慈悲心肠，逐渐发展成为民间社会不可或缺的民间习俗和祈福方式。
从宋元开始，关帝崇拜成为历代王朝、儒释道教和民间社会共同推崇的“护国保民”的至尊神明典范，并将关帝视为具有“司命禄，佑科举，治病除灾，驱邪辟恶，诛罚叛逆，巡察冥府，司福定禄，庇护商贾，招财进宝”等多重神格的万能神明。
元代《至顺镇江志》出现当地官民向关帝求雨的记载：“大德三年秋旱，县尉孙琳祈雨有应。飞蝗渡江，又祷于神，禾稼无伤，乃率众建庙焉。”说明关帝崇拜从中国北方到南方早已蔚为风气。
元人同恕《榘庵集》卷三的巩昌府《关侯庙记》记载称：“相传金大定间，西兵潜寇，城几不守，乃五月二十有三日，见若武安状者，率兵由此山出，贼骇异退走。随即其地而祀之。今他郡皆祀以十三日，独此邦用是日，答神贶也。”说明关帝崇拜早已成为宋辽金元各王朝各民族的共同信仰。
被誉为“元朝文天祥”的元代大儒郝经在《重建（关王）庙记》中称颂关帝：“唯王神威地天通，血食庙祀仍军容。操骨已朽王爵隆，操鬼不食王礼崇。作诗颂王兴义功，愿如东坡赞孔融。”
随着民众对关帝崇拜的日益浓厚，关帝忠义、信义、仁义、礼义等精神品质，成为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核心价值观，并融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成为民众日常生活、人际交往、建功立业、调解纠纷等社会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宋元开始，中华大地开始陆续出现关帝降笔的训示之语，宣扬儒家三纲五常及善恶因果，《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妙经》劝诫世人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”，“无论纲常伦理，无论日用细微，皆当省身寡过，不可利己损人。一念从正，景星庆云。一念从邪，厉气妖氛。善恶明如观火，祸福应若持衡。凡我含生，总盟此心。”
宋代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卷之二甲编“好人好事”条：“豫章旅邸有题十二字云：‘愿天常生好人，愿人常做好事。’邹景孟表而出之，以为奇语。吾乡前辈彭执中云：‘住世一日，则做一日好人；居官一日，则做一日好事。’亦名言也。”
此语也被称为《关圣帝君四愿》：“愿天常生好人，愿人常存好心，愿人常行好事，愿人常说好话。”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。与关帝圣训“读好书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”一道并行世间，成为教化民众诚意正心、修身养德，引导社会见善思齐、民心淳朴的济世宝筏和人生圭臬。
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中管子云：“治教化则人心正，人心正则天下无贼”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云：“法制禁令，王者之所不废，而非所以为治也。其本，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。”
关帝崇拜越千年，使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思想，佛道慈悲为怀的劝善理念，忠义之士爱国情怀的社会价值更为彰显。关帝降笔经文，在民间社会广为传播，广被传颂，包括敬天地、礼神明、奉祖先、孝双亲、守王法、重师尊、爱兄弟、信朋友、睦宗族、和乡邻、别夫妇、教子孙、忠君上、笃师友、戒骄奢、务俭勤之类的神谕经文，都已转化为中华民众的日常行为准则，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有效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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